手机依赖症，已经蔓延进了日本的政治殿堂——众参两院。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权法务大臣小川敏夫在委员会室里用手机浏览赛马网页一事，惹来朝野嘘声一片。2014年3月，日本内阁法制局长官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边看手机边答辩问题一事，也引发极大争议。如今，众参两院议员在会议期间究竟可不可以玩手机，成为日本国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按照惯例，日本众议院经各政党协议，会议期间禁止使用手机，日本参议院更是干脆规定不允许将手机带入会场里。如果有紧急事态发生，也只能通过纸条的方式传递。
3·11大地震发生后，有议员提出，在灾害发生时，可能根本没时间写纸条，也怕纸条上信息有错。为此，日本众参两院议院运营委员会商议决定，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可以例外允许首相、官房长官、外务大臣等8位重要阁僚使用手机。官房副长官和秘书官在向这8位阁僚传递紧急信息时，可以直接把手机画面给阁僚看，但绝对不允许阁僚使用手机通话。
看看，日本首相要想在会议上摸个手机，都得经过别人商议批准。那日本民间人士又会怎样呢？
某大型电信企业的会议室里，20多个人围着口字形的桌子进行方桌会议。在这场将近两小时的会议中，有两名30岁出头的男员工一听到与自己无关的议题，就开始滑动智能手机。
50多岁的课长白川在会后一边挠头一边嘟囔：“（两位男员工）扫几眼就放下，也没有回信，说明看的不是跟工作相关的邮件嘛。说实话，自己正在说话时，有人老在那儿偷瞄手机，真是挺让人不愉快的。”
但最终，白川没有对这两名部下提出警告，原因是这两名部下只是搞小动作，没有影响会议进程，而且平时工作表现也很好。
现在，日本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称为“智能手机土著一代”。在他们还是一名初、高中生时，就拥有自己的手机，习惯在走路、坐电车、上课时用玩手机来打发时间。在他们进入社会后，很多既有的常识，比如会议上不能玩手机等，也在逐步颠覆。
在对20岁到70岁的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20岁往上35岁以下的人大多赞成会议上使用手机，而50岁往上的大多明确反对。
赞成派里的一位38岁的女公务员认为，会议上允许用手机，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立即上网查询，给出答复，不用让对方等。”一位44岁的男教师也认为，会议上使用手机无可厚非。“如果会上所有人都在低头玩手机，那才能说明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会议太差劲了！”
反对派里的一名57岁的女教师则认为：“在会上玩手机，就说明他不专心。你看有哪个认真听讲的学生，会在课堂上玩手机的？”一位43岁的男白领也认为：“公司开会都忍不住要看手机，那不就是依赖症吗？”
还有一位38岁的外企女白领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规定进公司5年以下的新人不得在会议上看手机，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而那些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就靠自觉吧。”
每年给13万人进行员工培训的某大型培训公司的讲师也反映：“我们在进行指导时，从来都是要求会议中不要看手机的，但对于从小就手机不离手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现在，各公司文化也在变化，还有的公司把能活用智能手机的员工，看成是好员工。”
智能手机改变生活，改变观念，同时也在改变着日本的政坛，改变着日本的企业和社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