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降低了诱惑的成本，增加了诱惑的吸引力的时候，社会还需要更高的运行规范，如建立更严格的防沉迷机制。
对游戏的批判，已是老生常谈，最近又有公益律师在征集沉迷案例。
就沉迷游戏现象来说，客观地讲，包括游戏在内的玩物，只是一个外因。家庭教育因素、个人性格、甚至大脑生理特征，才是内因。社会总是充满诱惑，淘汰机制始终存在，游戏也是淘汰机制的一部分。很不幸，一部分人就成了被淘汰者。
不过，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技术飞速发展、市场机制发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下，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技术发展对这类沉迷物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的影响。
电子游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种沉迷之物的强度。如今，在市场机制与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推进下，这种诱惑更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技术使得诱惑的成本降低。以前玩游戏要游戏机、电脑以及场地，而现在一部手机足矣。手机不但降低了游戏设备的成本，而且，手机游戏是针对碎片化的时间设置的，只要心念所至，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玩。而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
其次，随着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化加上市场机制对利润的渴求，有些企业对人性的研究也加深了。很多企业纷纷以各种心理、营销、人类学等理论作为指导，以眼球跟踪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作为手段，以便更加了解人性弱点。
更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游戏被带入了社交。而这使得很多人迷恋的游戏中的巅峰感觉，不再是完全虚拟的，而是社会化的，所以也更吸引人。
这是社会沉迷机制前所未有的变化。它变得专业化、技术化、利润化，因此吸引力也变得更大，人群中玩物丧志的这类人比例也会前所未有地扩大。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老问题。美丽新世界的预言，就预示了这点。
从权利角度看，沉迷这种淘汰机制，是基于自由与权利的，人并不是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毫无增益的娱乐也有价值。就此看，对于游戏，应该采取市场原则、自由原则、权利原则。
但在自由、权利的底线之上，社会还需要更高的运行规范。特别是当技术降低了诱惑的成本，增加了诱惑的吸引力的时候。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更严格的防沉迷机制，提倡市场的道德性，都是合理的。有些事，个人可以做，公司不能做；小公司可以做，大公司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公司可以做，一个伟大的公司不能做。这就是市场在自由与权利之上的道德意义与公共意义。
□刘远举（专栏作家）
